余秋雨的敌人

余秋雨的敌人

图书基本信息
出版时间:2004-08
出版社:海峡文艺出版社
作者:肖夏林
页数:292
书名:余秋雨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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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的敌人

内容概要
  《余秋雨的:敌人》是与余秋雨及众多余秋雨的崇拜者进行真诚的灵魂对话和精神驳难的选集。它以严谨的态度接近事实的本来面目,记录了与余秋雨先生进行对话的各类事件的始末;它以严肃的态度,深入探讨余秋雨现象所负载的内涵,并追问它对现在和将来我们的文化现实起到何种影响。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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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状告《北京文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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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最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你居然有一错到底的勇气,而且错也要错出理论家的架势来。
“致仕”便是一例。
其实从论战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是应该避开的。
像这样的词用错,没有什么见不得人呀!而你偏要争这口气。
别人指出了差错,你赶快查找资料,现在又拿出来卖弄,这本身已经有失风度;还要搬出胡适来助阵,大谈什么“死文字”和“活文字”,真不知让人说什么才好。
其实只要想一想,在现代生活中,有这样用“致仕”的吗?即使这样,我还是认为这个词是可以讨论的,只是兄表现得过于聪明,明眼人不是已经在说不要和三八二十五的人争论了吗?赵忠祥先生曾发誓要把“宁馨”进行到底,这我可以理解;秋雨兄要把“致仕”进行到底,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记得鲁迅先生写过一篇《说“面子”》,兄在吃饭之余,不妨随手翻翻。
  “咬嚼派”任重道远  关于“咬嚼派”,还想谈几句。
兄如把我归为“咬嚼派”,我一定乐于接受,还有一种修成正果的感觉。
文化吸收的过程,说到底是一个咬嚼的过程,只有经过咬嚼,别人的智慧才能转化为自己的营养。
除了咬、嚼,恩格斯还用过一个词:啃。
我想秋雨兄也不会提倡囫囵吞枣吧;在咬嚼的过程中发现石子,那当然要吐出来。
因为是你秋雨兄烧的菜,便要别人把石子也咽下去,而且还声称这是“大补”,与其说是自信,不如说是自恋。
重视咬嚼、追求善本,本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
咬嚼精神在鲁迅、郭沫若、邹韬奋、叶圣陶等文化人身上,曾得到生动地体现和鲜明地弘扬。
在当代出版史上,吕叔湘、胡乔木、于光远等人,都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精彩的咬嚼实例。
秋雨兄因为被“咬”了一口,便与“咬嚼派”反目成仇,对此我深表遗憾。
其实当我知道兄的著作中有文史差错时,根本没有想到笑话你,相反心头只有自责。
这些书虽不是经我手编的,作为一个出版人,我仍然为此感到汗颜。
要求作者的原稿没有差错,这是不现实的;编校人员在出版过程中不能发现差错,消灭差错,却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职。
在此,我愿意以一个出版人的身份向你表示道歉。
  在“访谈”中,秋雨兄又一次谈到要招回秦汉雄魂、唐宋风范,我深表赞同,而且我认为“招魂”的重任非君莫属。
但是“招魂”与“咬嚼”似乎并不矛盾;非但不矛盾,而且还可以互补。
记得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过:
“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
”秦汉雄魂、唐宋风范也是要靠具体的文字来表达的。
一旦雄魂归来,如果文字不过关,试问魂系何处?所以在我看来,中国文化建设,大文化也好,小文化也好,既需要余秋雨,也需要金文明。
“招魂派”革命尚未成功,
“咬嚼派”同志仍须努力。
秋雨兄在访谈中警告“咬嚼派”不要走得太邪门,这一点似乎不必担心:差错在哪里,咬嚼就到哪里。
说句开玩笑的话,余秋雨到哪里,金文明就到哪里,如响随声,如影随形。
我想,秋雨兄还不至于走得太邪门吧。
  相逢一笑泯恩仇  写到这里,自觉有点离题。
我的本意,是想劝秋雨兄冷静点。
凭兄现在的成就、影响,决不是金文明查出几条差错所能动摇的。
金文明确实动作大了一点,弄得“石破天惊”,还故意挑出一个“逗”字,可谓“宅心不仁”;在金文明的“挑”、“逗”面前,兄如不说话,那是气度,说一声感谢,更是境界,但没想到的是,兄修炼这么多年,还是定力不足,一触即发,反唇相讥,而且还惊动了罗竹风先生的在天之灵,似乎也有失厚道。
顺便说一句,若论和罗竹风先生的关系,我也许比兄更近一点。
当年我曾听罗竹风谈起过金文明,他说这个人还是有学问的。
  最后,秋雨兄说读金文明的书恐怕没有时间,可以肯定是一句气话,或者说是一种姿态。
实不相瞒,金文明写这本书我不知情,直到现在还没见到书。
我倒希望我们都读一读,并能心平气和地交换意见。
君子和而不同,大家可以坚持“不同”,但应以“和”为贵。
兄返沪时,是否可由我做东,把金文明也找来,在我们都熟悉的“雨花”聚一次?但愿到时相逢一笑、握手言欢,给当代文坛留一段佳话。
兄是搞过戏剧的,在激烈的冲突之后,理应有一个圆满的收场。
你说是吗?  上海学者看金文明、余秋雨之争  □牛二波采编  “咬嚼”与历史散文  赵志伟(华东师大中文系副教授,语文教育专家)  我觉得余秋雨的“咬嚼派于无补文化”判断下得太武断,有失分寸。
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文化,咬文嚼字即其一也。
你可以写你的大散文,别人也可以搞他的“小标点”。
术业有专攻。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没有听说过桐城派作家批评乾嘉学派是没有大文化观的。
  做游戏就得讲游戏规则。
譬如,你一方面要编历史剧,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一方面却发生了“唐人戴宋冠”之类的常识性错误。
当有人向你指正时,你却辩解说:这是戏说,不必拘泥于细节,因为“冠”、
“袜”之类是没有多少文化含量的,重要的是要搞清文化形态。
你说这能服人吗?文史知识不是一件衣服,需要打扮自己时就穿上,不需要就又脱掉它。
  余先生的散文是以文史见长的,别人当然要求你在文史知识方面没有硬伤。
《文化苦旅》可以说影响到了整整一代人,我的学生中大部分都读过余先生的大作,他们即将走上教师岗位。
假如因为文史常识上有“硬伤”,他们教给学生,一代代传下去,难道这与“文化”无关吗?有文史常识不一定有文化,但有文史常识错误则一定会影响文化。
  近年来,北大教授吴小如先生写了不少订讹纠错的文章,结果被人讽为“学术警察”、
“文化警察”,但是吴老乐此不疲,因为他做的事与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有关,他说:社会上  有人称别人的父亲为“家父”,称自己的父亲为“乃父”,将情书、朋友间通信归入“家书”一类,将悼念朋友之诗称为“悼亡诗”,说起来看似小事,却恰恰暴露出社会群体文化素质的严重欠缺。
  如何青年一代文史知识欠缺,有的人在数典忘祖,有的人在郢书燕说。
正有待余先生一类大名家正确引导,正缺少像吴小如先生、金文明先生一类的“文化警察”时时纠谬匡误。
  《文化苦旅》在当代散文史上占一席之地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别人的毁誉根本无损余先生的声誉。
假如余先生能“念及童蒙”,那就是两全其美了。
惜乎许多事情一说便俗,再说三说便有损形象了。
  有一次我同几个大学生谈起余秋雨的散文。
一个学生说“我本来是‘余迷’,几乎买全了他的书。
如今不迷了。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
“余先生好像什么都懂,又好像一贯正确,  对这样的人,我只能敬而远之。
”  历史题材文学必须尊重历史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评论家)  涉及历史的文学写作——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等——都必须以尊重历史为前提,这似乎用不着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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